让老大哥告诉你，什么是真正的举国体制
自1952年首次参加夏季奥运会到1988年最后一次参加，苏联一直是国际体育届的霸主。他们参加的9届奥运会中，6次位列奖牌榜第一，3次第二。1992年后奥运再无苏联，但31年过去了，他们在奥运会奖牌数量上仍是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
至于苏联体育为何如此强盛，除了从未被实际证实过的化学制药超级水平高之类的怀疑外，举国体制是他们相对西方世界的一个显著优势点。
上世纪20年代，体育对于草创之初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来说，并不以奇技淫巧娱乐大众的面貌出现，首兴之地，自是军旅。而当斯大林接过列宁同志的枪，苏联工业水平快速发展之后，事情就有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如何批量打造随时可以送到战场的合格肉体就成为了最新的话题。
1931年，斯大林政府成立体育文化竞赛委员会，着手推行全民健身项目，当时该项目被称为GTO计划，即是俄语“为劳动和国防时刻准备”的首字母缩写。
GTO分为初级资格和高级资格两个等级。初级资格考试项目包括扔掷手榴弹、步枪射击技术、穿着衣服踩水之类的军事水上项目。所有年满16周岁的青少年都必须通过初级资格考试，这是入伍、入团和入党的必要条件，男女都是如此。
GTO计划为战争服务的实践应用并不需要等待太久。1939年冬季战争爆发，苏联以亲近西方的邻国芬兰对其构成军事威胁为由，大举出兵，想要恢复芬兰原本对俄的附属国地位。苏联本想速战速决，但遭到了芬兰的坚决抵抗。
从一开始苏联遇到的主要问题就是北欧极寒天气下的部队推进问题，于是他们就在苏联全境集结了一支由优秀滑雪运动员牵头的滑雪部队。原本打算速通的苏联最终耗时三个半月才解决了芬兰，倚强凌弱的战争拖这么久并不算十分光彩，但也算是第一次向全世界展示了举国体制下大国召集体育精英的能力。十年前普京也曾想在俄罗斯恢复GTO项目，据说是为了“将广大俄罗斯青少年从对电子产品的沉迷中拯救出来提高国民身体素质”，现在看起来确实也算是未雨绸缪。
40年代初，苏联军队和体育的关系仍然密切，所有在体育运动中有成为精英潜力的年轻人服军役的时候还是会受到一定的优待。有前途的年轻运动员入伍后会被直接授予中尉之类的头衔，不仅可以免去严酷的基础训练，还可以在部队里继续从事自己的体育专长。
40年代末世界大战的阴霾还未散去，冷战又来到人们面前。体育在苏联的角色开始发生改变，锻造合格战争零件不再是国家的主要需求，构建意识形态上的大国自信成为了体育承担的主要任务。从这个时期开始，体育成为了苏联的一个门面，或者说是所有门面中最耀眼也最具直接影响力的那一个。
战无不胜的苏维埃运动员被认为是苏联生活方式在世界包括苏联人民面前的绝佳化身。每一个纪录、每一场胜利、每一个进球都仿佛在证明苏联人民是最强壮、最快捷、最优雅的。
另一方面，苏联需要用体育来证明制度的先进性：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普通人才有机会取得杰出的体育成绩。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是统治阶级的奴隶，没有机会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中向上晋升，包括体育。
于是，体育成为了苏联宣传武器库中口径最大的枪之一。体育可以通过报纸、电视、广播等各种传媒明明白白地传递到全世界人民面前。和谁是最伟大的科学家，谁是最杰出的作家，谁是最好的政府，谁是更好的制度这些说不清道不明的议题相比，体育竞技拥有最清晰可辨的结果，毕竟在体育世界里，一切都可以用输赢来衡量。
在这种逻辑下，苏联体育赢，就等同于苏联赢，就等同于苏联人民赢，就等同于苏联制度赢。
冷战时期的苏联是坚定的“金字塔”理论信徒：参加训练和从事体育运动的人越多，金字塔基础越大，顶级运动员就会越多。
所以第一步仍然是坚持以举国之力推行的全民健身运动。
而全民健身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具有一定强制性的，譬如晨练广播体操就是工人每日必须完成的一个生产环节。这种强制执行的健身也为苏联笑话集提供了一些段子，譬如：
——你是在做晨间广播体操吗？
——当然。但我只做第一个动作。
——什么动作？
——打开窗户。
工厂和办公室四处可见体育运动的宣传海报。海报上的苏联运动员被描绘成一个个超级英雄。通过将运动员置于国家精英人群的地位，苏联希望影响年轻一代更加努力地训练，并继续以出色的体育成绩让国家感到自豪。
而工人们则在海报之下尽力锻炼，宣传口径告诉他们，如果产业工人通过锻炼能够处于最佳状态，他们就能为五年计划生产更多的产品。
有些大型工厂里甚至设有体育主管的职位，主要负责安排和监督工人的体育锻炼情况，包括如何每三周改变一次计划以避免无聊。有一位工厂体育主管就曾经宣扬过自己的研究成果：在下班前2小时锻炼效果最好，因为那是工人最累的时候。而这些工厂体育口人员的工资也是从劳动成本预算中扣除的，而不是从体育基金中支付，因为根据这些企业体育从业者自己评估，锻炼虽然消耗了工作时间，但增加了产量，最终还是为生产服务的。这个说法是不是实事求是另说，苏联有些国有企业单位确实接受了这种工资计算方法，至于以劳动成本预算发放的工资水平和以单位体育基金发放工资水平哪个级别高，我们就不展开讨论了。
这是在工作时间里的锻炼。8小时之外，苏联也为老百姓提供了足够的体育锻炼环境。苏联拥有相当多的体育俱乐部，而俱乐部的上级单位是工会。一般工人可以根据他所属的工会来加入俱乐部，成为俱乐部会员后，他们会得到一份所在地区的体育设施清单，参加自己感兴趣的运动项目。俱乐部已经为这些普通锻炼人群准备好了基层教练，而享受这些培训和体育设备都是免费的。他们唯一需要付出的是每年3卢布的会员费，而1950年苏联职工年平均工资为7750卢布。
至于俱乐部的开销大头则由各级工会来支持，譬如当时苏联最大的海燕俱乐部，拥有来自13个行业及其工会的约200万会员。俱乐部拥有117个体育场、110个体育馆、119个冬季运动中心、45个水上基地以及数百个其他各种各样的运动场。靠会员会费显然是无法维持其运作。
苏联体育委员会及其下辖的各地体委则与工会打好配合，他们负责制定体育运动标准、记录体育成绩、选拔体育人才，并组织大型国家和国际比赛，具体到各地体委也会在地方上举办相应级别的赛事。
在青少年儿童层面，体育是从幼儿园就开始的项目。老师会给他们讲一些古老的俄罗斯寓言，童话故事中也嵌入了体育元素，譬如米什卡熊拿出手风琴带领兔子们唱歌：“运动让你跑得快，变得敏捷，增强你的健康.……”等孩子们再长大一些，尚未到入学年龄的时候，父母在工厂里工作，厂内托儿所的嬷嬷们则会带着孩子们在厂内操场上进行运动。
苏联儿童7岁的时候进入小学，他们开始接受到正规的体育训练，所有的设施都由国家统一的教育计划资金拨出，哪怕是偏远地区的小学生也能得到良好的指导。
而针对天赋儿童选拔，苏联开创了体校制度。苏联儿童成长到14岁左右，一些体育苗子每周至少3次被送到体校进行训练和选拔。通常来说，体校也挂在俱乐部名下，会员可以选择将子女送到体校训练，开支则同样来自工会。
到50年代中期，苏联的体育设施已经扩展到2000个大型体育场、782个游泳池、9500个体育馆、30万个足球场、篮球场和排球场，还有一支由14.8万名体育专家组成的骨干队伍。据统计当时每七个苏联公民中就有一人参加体育俱乐部。俱乐部交叉配属各项赛事的联合会，例如排球联合会，有350万会员，而其规模远不及田径联合会或体操联合会。另外全苏联还有21.8万名注册拳击运动员。
除了提供这些近乎免费的体育设施外，苏联政府对于体育的宣传也不遗余力。除了四处可见的体育海报之外，苏联每个公园都能看到无数的体育人物雕像，和列宁、斯大林雕像站在一起。
电视上频道相当之少，充斥着各类体育节目，几乎所有的节假日，各种级别的体育运动会都会被推到民众眼前。
如此卖力的推广也早就了一批死忠体育迷。莫斯科列宁体育场有10万个座位，但只要有最受人民喜爱的足球比赛，这点儿座位很容易就被热情的球迷塞满。曾经有一次比赛因为下雨推迟了10分钟，场内10万球迷发出的动静几乎让人怀疑是不是第二次十月革命要爆发了。苏联人民对于田径、体操、冰球、赛马、网球等运动也付诸了同样的热情。
但如果是一些“腐朽的资产阶级时代遗留下来的”体育运动，譬如钓鱼、狩猎、帆船、摩托艇、台球之类的，普通老百姓是没有机会参与的。如果你是友好的外国记者，想玩玩，那么你也可以去申请，但一般会被当局告知他们遇到了一些突发困难，譬如钓鱼的地方发洪水了，打猎的森林着火了，军官之家的台球厅是不存在的你看错了其实那是乒乓球台，摩托艇发动机坏了，帆船倒是好的，只是今天没有风，如果今天有风，那帆船就是坏的。
全民基础打造方针既定，接下来就要构建金字塔尖了。苏联肯定不是三重一大之类短期速成集训的发明人，譬如1953年澳大利亚就有过为期三年的游泳集训国家计划，最终他们统治了1956年奥运会的泳池。但苏联会为几乎所有项目采取持续的大运动量集训计划，这在当时并不多见，事实上也只有苏联或少数几个其他国家拥有这样的能力组织如此大规模的集训。
据前苏联中央体育研究所所长奥佐林介绍，苏联训练体系要求运动员每天训练大约两个小时，外加30到40分钟的个人训练。即使是高水平的运动员，每周也至少要参加一次比赛。而技战术和理论训练，以及体能和道德训练以1到2个月为周期，分布到每年11个月左右的训练时长中去。而在重大比赛前的两个月，参赛运动员还要经历一个特殊的竞技状态调理周期。
苏联为高水平运动员们的可持续发展解决了后顾之忧，只要刻苦训练打出水平，他们就可以收获一份相对轻松的未来，然后退役后还可以从事教练工作，培养更多优秀的年轻运动员。譬如格奥尔基-普罗科彭科打破两项蛙泳世界纪录的时候都27岁了（官龄，也有西方研究资料认为他当时“肯定超过了30岁”——当然西方的研究也不一定对就是了），这在美国是很难想象的，由于经济压力，很少有美国运动员能够在大学毕业后很长时间内继续参加国际比赛，1964年美国全国游泳锦标赛决赛选手的平均年龄为19岁，年龄最大的游泳选手为25岁。
高水平运动员在苏联地位远高于普通人。除了前文所述部队里的优待外，高水平运动员还有收入上的优势。20至25岁的普通苏联公民每月收入约为150卢布，与父母住在一起或住在宿舍里，如果攒下钱，一年可以买一套西装和两双鞋。而一个或多或少有些名气的运动员在25岁之前可能已经有了自己的公寓，有了两三辆汽车，至少每个月都能买一套新衣服。
苏联运动员所需的所有运动器材和从头到脚的全套装备全部免费，更不用说外出比赛的差旅费、伙食费全部报销，以及得到全国最顶级的医疗服务。每年高水平运动员们还能得到一个月的特别假期，国家送他们去克里米亚风景区或高加索疗养胜地去休养生息，住最好的宾馆，吃最好的饭店，不用花一分钱。
除了钱之外，在苏联当高水平运动员还能解决户口问题。和我们现代一些国家相仿，获得莫斯科户口对任何非莫斯科出生的人来说都是遥不可及的梦想。在苏联，没有户口，在莫斯科工作的人是不能让自己的亲属到首都来定居的。但如果是两个外地的奥运冠军结婚就不一样了，除了工会会给贵伉俪送来昂贵的结婚礼物，他们还会免费分配一套公寓，并获准在莫斯科居住。
甚至，一些运动员还可能得到法律上的豁免权。苏联交通肇事的法规是很严厉的，但如果是国家冰球队成员维克托-日鲁克托夫在莫斯科醉驾撞伤了一名行人并逃逸，他能得到的最严厉的惩罚不过是：苏联冰球队夺得世界冠军后，他的队友被授予国家勋章，而他却没有。又或者有些高水平运动员，违反苏联海关规定，从国外带回一些商品来国内黑市倒卖，也被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过了。
这一点在《绝杀慕尼黑》中有一定体现
提供足够优厚的训练待遇之后，苏联人在世界赛场上出成绩就不难理解了。但有一点，如前所述，体育在苏联承载的意义和很多地方更私人化的目标不太一样，从扬我国威提高国民自信之类的逻辑出发，苏联送出去参赛的目标就不再是奥运精神的更快更高更强，而是一个字：赢。
而从这个目标出发，就很容易推一个思路：如果不能确保大概率能赢，这样的运动队就不会被派出去参赛。40年代末，苏联体委成立外事部，归属信息委员会统一领导。体委的外事部专门研究国外体育发展情况，以备战1952年奥运会。体委外事部甚至雇佣了英国的情报机构来调查竞争对手的水平，如果某个项目苏联的水平不可能赢到最后，他们就向上级报告建议不参加这个项目。
当然，这些只是苏联自己的选择，对于美国这样的奥运直接竞争对手来说，他们对苏联运动员最大的质疑另有其事：苏联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真的是业余的吗？
奥运改制之前，一直要求参赛运动员保持业余身份。表面上看，苏联没有职业联赛，也就没有职业运动员。而且苏联也是国际运动职业化最大的反对国之一。苏联的宣传机构一直宣称，他们没有职业运动员。因为按照苏联对社会主义体育的定义，他们会为普通的苏联公民，无论男女，无论地区，平等提供参与体育运动的机会。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苏联体育是人民的”。
所以苏联出国比赛的运动员都有他们自己的“职业”，包括医生、工程师、会计之类的，并和其他公民一样被纳入工会支持下的俱乐部。军队是运动员身份的重要来源之一，譬如苏联冰球国家队的20名球员中有8人是空军，有7人是陆军。
美国体育作家联合会某年曾经票选过10名当年最好的苏联运动员。排名第一的女子花样滑冰冠军伊琳娜-罗德妮娜隶属于武装部队。排名第六到第十的运动员也是。而1968年慕尼黑奥运会男篮决赛苏联绝杀美国，球队核心谢尔盖-贝洛夫当时的身份是一名陆军少尉。
和很多国家一样，苏联每年都会评选十大运动员。而入选十大第一的运动员接下来一年里每个月可以得到2500卢布奖金，第二之后的运动员则稍少一点，大概是1500卢布到1200卢布不等。而这些奖金是额外所得，不要忘了，他们本身还有工资可拿，但不用真的去工作或服役。
苏联在把这些高水平运动员送出去参加国际比赛的时候，还会派出克格勃去监护，而体委外事部则会在球队里安插他们的“教练”或“队医”作为眼线，以防发生叛逃之类有损国格的事情。
事实证明，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真正顶级的苏联运动员很少发生叛逃，无论是从自私的个人利益角度出发，还是从他们从小接受的爱国主义教育出发，他们都很难抛弃苏联运动员身份带来的荣耀和骄傲而去投奔其他一些虚无缥缈的承诺或所谓的自由。
事实上，在苏联，他们作为一把口径最大的枪，已经得到了足够的承诺和自由。我们在电视屏幕和报纸杂志上看到的苏联运动员永远快乐、微笑、无忧无虑、精力充沛，一幅对明天充满信心，一切都将永远这样续存在下去的模样。全世界不免惊叹：原来，这些就是生活在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青年男女。
